摘要：“忠言逆耳，总要有一部分记者，要坚持反映社会现实，凝视公权力的使用，基于科学与理性分析，提出建设性意见，我更想成为这样的记者。”

崔慧莹，（27岁） 本科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，新闻学，研究生就读于ok138cn太阳集团529，新闻与传播专业。自2017年7月入职南方周末报社，任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记者，专注健康领域相关报道，深耕医疗改革、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等领域，参与北京鼠疫、权健直销等重大事件报道，在北京驻站工作，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单位好评。

（图为崔慧莹师姐生活照） 

第一次接触崔慧莹师姐，是带着任务去的，当时学院正统计近十五年优秀毕业生，崔慧莹师姐是其中一个，我刚好十分幸运地和她有了一面之缘。此次专访是第二次与学姐交流，得知她在武汉一线报道，唯恐这次专访会打扰到她的工作状态。一次深夜，我在朋友圈看到师姐分享了新的一篇稿件，“来得好不如来得巧”，借此契机和学姐预约了专访时间。以下是我们和她的一些谈话内容。

说到去武汉一线采访，师姐的思绪一下子拉到2月11日的凌晨。“大概是零点30分接到通知的，申请很早就提交了，但要等报社的统一安排。毕竟是疫区，也封城了，不像平时打个申请就能出差。”领导给我打电话，只有两个要求：1、务必注意安全，不能被感染；2、当天要抵达武汉。其实我行李箱早就收拾好了，也提前备了口罩，免洗的消毒洗手液等等，所以当晚就简单带了几件衣服，动笔给父母写了封信，藏在桌垫底下，就睡觉了。到早上10：30分，我已经坐在从天津前往长沙的高铁上了，12306网站上是买不到去武汉的车票的，但可以在途经武汉时下车。

1、到了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当时的心情是哪样的？个人又是如何做好防护措施的？

崔：其实出武汉高铁站的印象最深刻。我每个月至少在全国各地出差1-2次，跟火车站打交道太多了，习惯了人头攒动的热闹，站在落针可闻的空荡大厅，是很悲凉的。我后来在写武汉城市解封时开头就用了这个细节， “列车驶过轨道的‘哐哐’撞击，仿佛能砸穿心底。”在武汉的每一天，我都很心疼这座城市的遭遇与付出。

防护就是只要出了自己的房门，就要戴口罩。我平时戴隐形眼镜，但在疫情期间也都换成框架眼镜了，怕手洗得不干净。其他就是出入酒店，衣服上要喷酒精消毒，进医院要穿防护隔离服。

2、父母或者长辈们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们是如何向你传达他们对你此次去一线战斗的想法？

崔：爸妈很早就知道，作为健康版的记者，我是肯定要去武汉的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，从春节我就在跟爸妈说这件事了，他们虽然有点儿担心，但还是支持的。

我出发的早上时间很紧，妈妈把家里易储存的饼干、八宝粥、酱牛肉都让我带上了，她没送我下楼，在家门口跟我拥抱时就哭了，爸爸帮我把行李拎到楼下，也没让他们去车站，那时候去公共场所都很冒险。

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按当时的情形，爸妈确实是感觉送闺女上战场了（笑），可能是没藏好，当天我妈就看到信了，哭惨了，给我发微信说，爸妈一定是最支持理解我的，为我骄傲，让我别担心他们，要自己保重，等我凯旋归来。

3、到了武汉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哪样的？有没有害怕？最后又是如何克服下来的？

崔：我其实并也不担心感染的事情。我在南方周末做健康版记者快2年了，写过艾滋、疟疾、鼠疫等各种传染病，也进过肺结核患者的病房。我知道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途径是什么，也知道如何做好相应的防护，保护自己。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道对方是患者，不知道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。我们对新冠病毒肯定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，但科学的研究证据和防护意识，就是克服恐惧的良药。

（图为崔慧莹师姐在武汉某医院采访工作照）

谈到在此次报道的过程中，最让自己难忘或事情时，师姐说：“太多了。”封城一个月时，自己和同事去汉口火车站采访，看到有春节前滞留外地的武汉人返乡，找不到公交车，有些人自家的车出不了小区，就只能走路十几公里回家。后来自己和同事找到车送他们回家了，还挺开心的。“稿件负责记录时代，但当时我就在现场”师姐说，能做很多具体而微的小事，给予一些人帮助。比如为几个逝者家庭介绍了心理援助项目，帮一个烫伤的孩子协调到了手术，用剩的盒饭投喂公园里的几条流浪狗...

4、2月8日，雷神山医院收治第一批转运过来的新冠肺炎患者，你们当天也对医院进行了探访，当时看到竣工后的雷神山医院有什么感想？

崔：当时武汉“一床难求”，很多找不到床位的患者，都在期待雷神山、火神山医院的竣工和投入使用，但我们很早就意识到，只有这两家医院的床位是远远不够的，而且雷神山医院是边建设边收治患者，承载能力有限，2月8日时医院还像个大工地一样呢，所以其实很忧心，幸好方舱医院在那个时候也陆续启动了。

5、截至目前，我们从南方周末等平台了解到师姐近20篇的报道作品，您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什么？完成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？

崔：《武汉解封倒计时》吧，是南方周末的头版报道。周日晚上编辑告诉我，最好在当期完成这篇报纸稿件，也就是说我只有周一周二能采访，周三就得交稿。

这是一篇城市稿件，观察武汉“解封”前的准备运动，涉及到社区居民生活、城市交通恢复、企业复工复产等各方面，时间很紧张，需要大量的密集采访以及驾驭素材的功底，我是熬了一个通宵交的稿件，压力很大，幸好完成了。

6、在武汉的这些日子，有没有让自己感到遗憾的地方？

崔： 我来武汉之前就在想，可能要在这座城市留下3000声叹息，后来发现超出预算了。 有太多居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，很难发出自己的呼声，作为记者，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试探“尺度”的边界，求一句问心无愧。

说到自己的新闻理想，师姐表示，自己对于南周的向往是从在食堂报摊前买下第一份《南方周末》开始。无论纸媒如何式微，调查报道的环境如何艰难，《南方周末》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严肃媒体之一。南周是我新闻理想的启蒙媒体，后来能把289大院作为职业起点，与很多优秀的业界前辈成为同事，是我的荣幸与幸运。南周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种存在。

现在的党媒记者大多是“喉舌”， 负责完成宣传任务，生产社会正能量。“但忠言逆耳，总要有一部分记者，要坚持反映社会现实，凝视公权力的使用，基于科学与理性分析，提出建设性意见，我更想成为这样的记者。”

（图文崔慧莹师姐在一线采访途经武汉某大桥）

7、我们常说记者应该有“悲天悯人”的情怀，您觉得一名合格的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？ 或者说作为记者，在像疫情或者其他重大社会事件当前，需要有什么特质和信念呢？

最核心的还是专业，尤其是健康领域的报道，很考验记者在垂直领域内的知识储备，对选题价值的经验判断，以及采访资源的长期积累。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造谣、传谣的媒体。每逢重大社会事件，谣言四起几乎无法避免，我们常说，“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”，做科学传播真的任重道远。

在广外我学院就读期间，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一门课。师姐表示，“我印象深刻的课程有很多，比如社会学调查方法的课堂作业，有小组跑去调研广州黑人，烈日炎炎发了近百张问卷，我们也做了关于青年亚文化的PPT在课堂上分享、讨论，学院整体的教学氛围很好，老师们的专业水平也很高。

其实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朱颖，在生活、学术和职业道路上，她给了我非常多有价值的引导和帮助。我毕业论文的选题，就是朱老师的建议，写新媒体环境下，女性新闻工作者的新媒体转型路径，在对很多女记者的职业路径进行访谈与研究之后，我发现这个职业实在很有魅力，所以毕业求职时，我最看重、最想要的Offer就是国内几家知名的媒体机构。”

8、作为第一届广外专硕毕业生，师姐可以说为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有哪些经验与心得与师弟师妹们分享？

其实我到广外读研，也是第一次从北方到南方生活，当时爸妈也很担心，离家这么远，能不能照顾好自己，但看到学校环境很好，也就放心了。其实我在广外收获的不仅是课本上的新闻理论知识，更珍贵的是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，拥有了更丰富的人生经历，以及更国际化的视野。

其实不敢说自己是多好的榜样，唯一的建议，就是希望师弟师妹们能更珍惜宝贵的校园时光，大学是很无忧无虑的，应该好好享受跟同学们一起读书，一起成长的友情。另外就是现在社会就业竞争太激烈，也应该有点忧患意识，不仅课堂上要努力，还要多读书多实践，认真运动关注健康。

9、师姐觉得广外我学院有别于其他高校我学院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？对于报考广外的同学有没有什么建议？

我记得在学校里听过很多高质量的讲座，比如中山大学的张志安教授的演讲，原《南方周末》资深记者、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创始人邓科老师的分享等等，这些来自学界、业界的一手信息，其实对新闻学子的成长很有益，一些镌刻在时代新闻历史上的精彩细节，往往只能在“幕后”口口相传，是书本、新闻里了解不到的。

所以希望有意向报考广外的同学们，就不要犹豫啦，相信这里的师资、课堂、食宿条件和师兄姐弟妹的颜值，都不会让大家失望。